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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离婚律师】婚车迟到，谁来为缺席的完美买单？

Thu, 22 Oct 2026 09:12:33 +0800

　“道理讲透、法理讲明，我愿意支付尾款。一场喜事，没必要因为这点矛盾闹得不愉快。”拿着调解协议，小周感慨地说道。近日，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文斗人民法庭成功调解一起因婚车故障延误接亲吉时引发的服务合同纠纷。承办法官坚持法理与情理并重的柔性调解思路，既依法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也抚平当事人心中特殊的情感遗憾。

　　吉时受阻，喜事笼上争执阴影

　　小周与小赵相爱多年，双方计划于2026年8月某日举行婚礼，按照利川当地民俗，新人需在中午12点前抵达婚礼现场，寓意婚姻和美顺遂。为保障婚礼圆满，小周一家提前数月与某婚车租赁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对接亲时间、行驶路线、主婚车品牌款式作出明确约定，并当场交付定金。

　　婚礼当日，接亲车队如期出发，途中主婚车突发机械故障，无法继续行驶。婚车公司第一时间调派另一品牌豪华婚车赶赴现场替补。可待替换车辆到位、接到新娘，早已错过原定吉时。

　　婚礼落幕，新人一家心中始终留有遗憾。他们认为，婚车公司既未按合同提供约定品牌车辆，又延误接亲吉时，已构成严重违约，因此拒绝支付服务尾款。婚车公司则辩称，车辆故障后已紧急补救，顺利完成接亲，客户应当足额支付全部服务费。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最终诉至法院。

　　法律和民俗，如何求取最大公约数？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细致审查合同文本与案件证据。从法律层面而言，婚车租赁公司的主合同义务，是提供约定品牌车辆，并按照约定时间完成接亲服务。本案中，婚车公司履约存在瑕疵，已然构成违约；但该事故属于突发故障，公司事后积极补救、未造成接亲中断，并无主观恶意。

　　婚姻是人生大事，承载着两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自带特殊情感价值。化解纠纷，关键在于平衡契约责任与民俗情感，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式。

　　调解现场，承办法官换位思考、耐心疏导。一方面向婚车公司释法明理：婚车服务对时间要求严苛，兼具特殊情感属性。擅自更换车型、延误接亲吉时，属于合同履行瑕疵，客观上给新人家庭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适当减免费用予以补偿。另一方面安抚新人一家，肯定婚车公司在故障发生后的应急处置，劝导小周与小赵：“婚礼的真谛，在于两姓联姻、新人相守的幸福，不必让一时缺憾冲淡喜事本身的美好。”

　　各退一步，解开喜事“心头结”

　　在法官的耐心劝导下，双方对立情绪逐步消解。婚车公司负责人就车辆故障耽误吉时一事，向新人一家诚恳致歉，并主动提出减免部分服务费作为补偿；新人一家也理解公司紧急处置的努力，不再坚持拒付尾款。

　　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新人扣除相应违约金后，当场结清剩余服务费。这场因误了吉时而起的纠纷，在柔性调解下圆满化解。

　　法官说法

　　婚车租赁不只是简单的车辆租用，更是带有浓厚情感意义的服务约定。婚礼中的吉时讲究，是地方民俗，更承载着新人家庭对喜事圆满的美好期盼。民俗值得尊重，但维权也要理性。坚守合同底线，兼顾情理体谅，妥善化解矛盾，不让一场喜事留下难解的心结。

来源：中国法院网 | 作者：向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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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离婚律师】父亲怠于抚养却争权法院驳回护女安稳

Thu, 22 Oct 2026 09:10:53 +0800

变更抚养权纠纷中，法院以何为裁判依据？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雁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男方诉请变更抚养权纠纷一案，法官以“最有利于子女”原则为标尺，守护孩子稳定成长的环境。

　　2020年，男方与女方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婚生女儿随女方生活，男方每月支付生活费500元至女儿学业结束，教育费、医疗费由女方承担，男方可在不影响女儿学习生活的情况下随时探望。然而，自2020年离婚之日起至起诉变更抚养权期间，男方累计支付生活费仅2208.88元，远低于协议约定标准。在女儿成长的关键几年里，男方鲜少主动关心孩子的学业进展和身心状况，对女儿的日常起居、情感需求几乎不闻不问。直到2023年10月，男方突然开始频繁探望女儿，并诉至法院请求变更抚养权，要求女儿改随自己生活。

　　法院审理认为，变更抚养权应以“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为基本衡量标准。本案中，女方拥有稳定的收入与居所，多年来悉心照料女儿，母女间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女儿的生活与学习状态平稳有序。在现有成长环境未发生明显不利变化的情形下，维持生活的稳定性更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同时，女儿已满八周岁，具备相应的认知和表达能力，庭审中明确表示愿意继续随母亲生活，该真实意愿依法应予尊重。反观男方，虽口头主张能提供更优越的条件，却未提交证据证明由其抚养更有利于女儿身心发展。

　　鉴于子女抚养不能唯经济条件论，法院综合考量双方抚养能力与条件，认定女儿继续随女方生活更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遂判决驳回男方诉请，女儿将继续由女方抚养。

　　法官说法

　　关于变更抚养权，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离婚后，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该规定确立了变更抚养权的核心逻辑——“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

　　法律之所以允许变更，是为了应对离婚后出现的新情况，确保孩子始终处于更适宜的成长环境中；法律之所以设置严格的法定条件，是为了防止抚养关系被随意打破，避免给孩子带来不必要的动荡。离婚，终结的是夫妻关系，而非亲子关系。真正的父爱，是需要用持续的关爱和陪伴，为孩子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愿每一位父母都能以孩子为重，用真诚和责任，共同守护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来源：中国法院网 | 作者：赵羚羽陆文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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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离婚律师】父母以“不得离婚”为条件的赠与，是否有效？

Thu, 22 Oct 2026 08:20:54 +0800

　男女双方缔结婚姻前，双方父母常会互相赠与财物，以此增进感情、促成婚姻。如果这类赠与约定了“不得离婚”的条件，一旦双方感情不和、提出离婚，赠与人能不能要求拿回之前送出的财物？近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赠与合同纠纷案件。

　　2021年，小张与小丽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后双方议及婚嫁。婚前，为增进并维系双方感情，小张的母亲王阿姨代小丽支付其婚前房租等费用，并代为清偿小丽个人信用卡欠款及个人借款。转账时，王阿姨认为附有条件，即“登记结婚且长期共同生活”。此外，王阿姨还为小丽购置了黄金首饰，上述款项及财物合计20万余元。

　　2023年1月，小张与小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2025年11月，小丽认为双方性格不合，向小张提出离婚。

　　王阿姨觉得，自己当时赠与给小丽时的条件，实际意思就是双方“婚姻关系长久续存、不得离婚”，现小丽提出与儿子离婚，导致自己做出赠与行为所附的核心条件无法继续成就，其赠与目的已不能实现，遂要求其返还黄金饰品及相应钱款。

　　小丽则辩称，王阿姨给付的钱款性质复杂，其中部分属于彩礼，部分是日常生活开支，不应一概而论；且自己与小张已共同生活多年，故不应返还。

　　双方协商未果，王阿姨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撤销对小丽的附条件赠与行为，判令小丽返还全部赠与财物。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款项及黄金饰品的法律性质认定；二、原告主张撤销赠与并返还案涉财物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点一，王阿姨在二人婚前多次向小丽转账，并出资购置黄金，其中除日常小额转账外，剩余的19万余元支出显著超出普通亲友间日常人情馈赠的合理范畴，且黄金首饰也属婚恋习俗中典型的婚约贵重财物，据此，足以认定王阿姨的给付行为属于促成其子与小丽登记结婚、组建稳定家庭为核心目的的附条件赠与，亦具备彩礼的法律属性。

　　关于争议点二，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审查：

　　一是对赠与所附条件的合法性界定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实行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而王阿姨在赠与小丽时附的“婚姻关系长久续存、不得离婚”约束条件，直接限制了小丽依法享有的离婚自由权利，违反婚姻自由的法律原则与公序良俗，依法不发生法律效力。

　　二是赠与行为的效力方面：本案中，小张与小丽于2023年办理结婚登记，并在此后共同居住、生活近三年，赠与所附的核心生效条件已完全成就，案涉款项已交给小丽使用，黄金首饰也已完成权利转移，案涉赠与行为依法发生法律效力。

　　三是法定撤销权是否成立方面：小丽因夫妻感情破裂提出离婚的行为，不属于“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情形，因此王阿姨主张撤销赠与，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四是从案涉财物的性质方面，上述款项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涉及的彩礼退还的情形，不符合返还条件。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王阿姨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服判息诉，目前该案已生效。

　　法官说法

　　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原则，这既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以结婚为目的的大额赠与具有彩礼属性，但若附加“不得离婚”等限制条件约束身份关系，该约定不仅有违婚姻自由的原则，也与社会善良风俗不符，法律上应给予否定性评价。

　　本案中，王阿姨在赠与小丽相关款项时，附有“登记结婚且长期共同生活”的条件，实际上将“婚姻关系永久存续、不得离婚”作为赠与的约束条件，限制了小丽的离婚自由，违反了婚姻自由原则和公序良俗。

　　小张与小丽已于2023年登记结婚并共同生活近三年，赠与所附核心条件已经成就，案涉赠与行为依法发生法律效力，也不符合返还彩礼的相关情形。

　　本案的判决，不仅是对具体纠纷的定分止争，更彰显了司法对婚姻本质的深刻洞察，婚姻应当是双方基于情感的自愿结合，而非受限于财产约束的“不可解除之约”。法院依法否定“不得离婚”等附加条件的效力，既坚持了法律对公序良俗的维护，也明确了财产约定不能凌驾于身份自由之上。唯有如此，方能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让婚姻回归爱与责任，让法律守护每一个个体的自由与尊严，以司法促家庭和谐、以法治精神护良善风俗。

来源：中国法院网 | 作者：何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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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离婚律师】为离婚分割财产妻子替丈夫要股权法院：隐名股东配偶仅对股权财产收益享有共有权

Thu, 24 Sep 2026 16:19:38 +0800

黎莎李兰波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周夕又

　　丈夫的公司股权由他人代持，妻子为离婚分割财产，直接以自身名义起诉要求确认代持股权归丈夫所有。近日，成都市双流区法院发布一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法院认为，隐名股东配偶仅对股权财产收益享有共有权，因股权兼具人身专属属性，配偶不具备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不能自行主张确认股权归属。

　　孙某与赵某某系夫妻关系，称其于2017年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设立成都某劳务公司。公司成立之初，由赵某某持股90%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代持10%股权。2018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廖某某，此时，公司100%股权实际是由廖某某代持，赵某某为隐名股东。2025年11月，孙某起诉请求确认廖某某持有的成都某劳务公司100%股权为赵某某所有，系委托代持，以便在离婚诉讼中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双流区法院审理认为，孙某作为赵某某配偶，提起本案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主体不适格。

　　一是诉讼主体资格不符。股东资格确认之诉，适格原告应为股东，包括已经实际出资的隐名股东，以及已经受让或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的股东等。孙某的法律地位系赵某某的配偶，其与诉争股权之间的关联，是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制度而产生的间接关联，而非直接的股东资格争议。因此，孙某并非该条规定的适格原告，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原告条件。

　　二是股权人身专属性不可替代。股权包含表决权、知情权等人身属性权利，是否主张显名、如何行使股东权利，应由隐名股东本人决定。配偶无权代行该身份性诉讼权利，否则将突破合同相对性、干预公司人合性与内部治理。

　　三是权利救济路径错误。即使配偶一方用于出资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妻子对该出资转化形成的财产性权益享有共有权，但这样的财产性权益不能自然延伸代替其配偶，妻子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具有身份属性的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对于孙某而言，保护其财产权益的正确法律途径并非直接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

　　综上，双流区法院认定孙某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故裁定驳回起诉。后孙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成都中院提起上诉。成都中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法官说法

　　司法实践中，夫妻共同出资开办公司、委托他人代持股权的情况越来越多。当婚姻破裂、分割财产时，不少当事人都误以为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均可单独起诉确认股东资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要厘清诉讼主体边界。股东资格纠纷属于公司商事纠纷，权利主体仅限出资人、持股人等与公司身份直接关联的主体。配偶是婚姻里的财产共有人，算不上公司的合法股东。若允许配偶随意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就等同于允许外部人员随意变更公司股权结构、干预公司内部经营，不仅损害第三人信赖利益，还会破坏公司经营稳定性，不利于市场交易安全。其次，要区分权利法律属性。股权不同于房产、存款等普通夫妻共同财产，兼具财产权与人身专属权双重属性。从财产权来看，股权对应的分红、增值等财产收益，依法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可依法分割；从人身权来看，股东享有的公司决策、账务查询、股权显名登记等身份性权利，专属于实际持股人本人，具有严格人身专属性，配偶无权替代行使，更不能自行主张股东资格。所以，隐名股东的配偶可依法分割股权对应的财产权益，但无权自行起诉确认股东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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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离婚律师】女方遭家暴欲离婚男方趁机要钱要房法院：男方突击获取资产不予支持

Thu, 24 Sep 2026 16:18:50 +0800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周夕又

　　遭遇家暴，为顺利协议离婚，女方不仅向丈夫转账3万元，还在离婚冷静期将自己婚前全款房产加上对方名字。不料男方拿到钱、加上名字后拒不离婚。近日，简阳市法院发布一起婚姻纠纷案件，最终判决房产归女方个人所有，男方返还3万元。

　　李女士婚前全款购置一套房屋，登记在个人名下。2023年，她与陈先生登记结婚，婚后不久陈先生实施家暴，致李女士轻微伤。感情彻底破裂的二人前往民政局申请离婚登记，但离婚冷静期内陈先生反悔，拒绝办理离婚手续。几经拉扯，陈先生提出条件：转账3万元就同意离婚。李女士为尽快解除婚姻关系，向其转账3万元，双方再次申请离婚登记。但是一走出民政局，陈先生当即反悔不愿离婚，还要求李女士将婚前房产加上自己的名字。李女士迫于无奈在离婚冷静期内将房屋变更登记为二人共同共有。

　　可加名仅7个月，陈先生便离家出走，还在网络上对李女士进行辱骂。2025年，李女士起诉离婚，经法院审理判决二人离婚。离婚之后，房产归属、3万元转账的纠纷仍未解决，李女士再次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查明，案涉房产为李女士婚前全款购买，陈先生存在家暴过错。3万元转账、房产加名，均发生在双方谋求协议离婚的特殊阶段。结合男方索款、收款立刻反悔，继而索要房产加名的系列行为，可认定其意图借女方想要离婚的心理谋取财产，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法院最终判决，案涉房屋归李女士个人所有，无需向陈先生支付补偿；陈先生返还李女士3万元。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法官说法

　　婚前房产婚后加名，虽登记为共同共有，但不代表离婚必然对半分割。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婚姻存续时间短、赠与一方无重大过错，法院可结合共同生活时长、家庭贡献、离婚过错等，判定房屋归属及是否补偿另一方。本案中，男方有家暴重大过错，对房屋没有任何出资贡献，加名又发生在离婚冷静期，属于突击获取财产，无法获得法律支持。另外，为达成协议离婚目的给付的钱款，属于附条件的给付行为。如果最终没有办理协议离婚，给付条件未成就，接受钱款一方应当予以返还。

　　婚姻不是牟利工具，法律保护真诚的感情付出，但绝不纵容借离婚算计财产的行为。遭遇家暴等情况，要注意留存证据，切莫为快速离婚，轻易作出财产让步，必要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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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离婚律师】父母将女儿交给保姆13年不闻不问被判刑 “生而不养”绝不是家务事

Thu, 24 Sep 2026 16:17:08 +0800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贾知若

　　9月20日，最高检发布了一起检察机关依法履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典型案例。北京一对父母将女儿托付给保姆后，13年间不探望、不付抚养费、不办户口，导致孩子无户籍、无学籍。检察机关支持保姆起诉，法院判决撤销父母监护权、指定保姆为监护人；父母另因遗弃罪各被判管制6个月。

　　“生而不养”为何触碰了法律红线？保姆为何能成为指定监护人？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采访了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四川分忧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仁根。

　　保姆为何能成为指定监护人？

　　王仁根表示，对于本案涉及的几个关键问题，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给出了清晰完整的法律逻辑链条。

　　首先，为什么要撤销周某军、李某娇的监护资格？因为二人生育周某甲后，长期将她交由保姆独自照料，多年不闻不问，后期彻底停付抚养费，致使孩子长达13年无户籍、无学籍，无法正常就学，陷入严重危困状态，完全符合民法典第三十六条“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监护权撤销要件。此外，检察机关依法支持实际照料人起诉，法院结合保姆13年悉心照料事实、未成年人真实意愿、民政部门专业意见，依法撤销亲生父母监护资格，指定保姆为监护人，全程贯彻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林小明认为，就本案而言，保姆照顾女孩长达13年，双方已经建立了实际抚养关系和情感联结，指定保姆为女孩的监护人最有利于其成长。

　　判处管制6个月罚当其罪

　　因遗弃罪，这对父母各被判处管制6个月，不少网友表示“太轻了”。

　　林小明表示，根据刑法规定，遗弃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本案判处管制6个月在法定量刑范围之内。一般而言，具体量刑需要综合考虑犯罪的情节、后果等因素，本案虽已构成情节恶劣，但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等更严重后果。《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也明确“量刑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判处的刑罚”，判处管制6个月也符合实际情况，做到了罪刑相适应。

　　抚养与赡养义务继续存在

　　撤销监护权是不是意味着周某军、李某娇就此免除了抚养义务？并非如此。

　　王仁根表示，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七条，父母监护资格被撤销后，仍须持续承担抚养费。因为抚养义务源于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而非源于监护资格。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法定义务，监护资格可以因失职被剥夺，但血亲身份关系不因监护权撤销而消灭，由此产生的抚养义务自然继续存在。

　　再者，依据民法典第三十八条规定，被撤销资格的父母，除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外，确有悔改表现，经申请并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法院可视情况恢复。但本案二人已被判遗弃罪，而遗弃罪正是针对女孩周某甲实施的故意犯罪，构成恢复监护资格的法定排除事由，故其恢复监护资格在法律上基本无望。

　　至于将来周某甲是否对父母还有赡养义务，林小明表示，民法典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孩子长大成人从法律上讲，仍然应当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只有一种例外：保姆与女孩通过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成立合法收养关系；一旦收养生效，女孩不再对亲生父母承担赡养义务，转而对收养人（保姆）承担赡养义务，同时，亲生父母也不再负有抚养义务。

　　除遗弃罪之外，本案的另一标签正是“生而不养”，而这一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还带来了哪些法律方面的提示？

　　综合评判之后，王仁根认为，该案树立了鲜明司法导向——“生而不养”绝不是家务事，不仅面临民事监护权剥夺，情节恶劣者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时也提供了一种维权路径：长期善意照料未成年人者，可依法借助检察支持起诉制度，通过司法途径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来源：四川长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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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离婚律师】妻子拒绝生育，丈夫起诉离婚能否获法院支持？

Thu, 24 Sep 2026 16:14:50 +0800

读者来信

我与妻子结婚后感情尚可，但遗憾的是一直未生育子女。起初，我以为是自己身体原因，四处求医无果。后来，我偶然发现妻子藏匿的避孕药，才知道妻子不愿意生育。得知真相后，我多次要求与妻子共同备孕，但妻子拒绝配合。无奈之下，我提出和平分手，遭到妻子反对。请问，如果我起诉要求离婚，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

专家解答

根据民法典第1079条的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是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法定标准。法条列举了重婚或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等恶习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四类情形，同时设置“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

关于夫妻生育权冲突，法律有明确规定。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规定，妇女依法享有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子女的自由。虽然夫妻双方均享有生育相关权利，但妻子的生育权直接关联自身人格与生命健康权益，丈夫的生育权属于配偶权，二者发生冲突时，法律不能强迫妻子生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23条明确，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起诉要求离婚的，经法院调解无效，可适用民法典中夫妻感情破裂的兜底条款判决离婚。

你有明确的生育意愿，希望组建完整家庭、养育子女，而妻子拒绝生育，双方核心婚姻诉求存在根本性分歧，且无法调和。继续维系婚姻，既会违背妻子不生育的自由，也会让你生育期许落空，婚姻关系已无存续意义。你起诉后，只要坚持要求离婚，或经法院调解仍无法和好，法院可依法认定双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最终判决准予离婚。

来源：桂法云-广西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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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离婚律师】儿子车祸致残，父母获赔15万元扶养费法院释法：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

Thu, 24 Sep 2026 16:08:52 +0800

一场车祸让上海外贸职员陈某身负三处伤残。作为全家唯一经济支柱，他的劳动能力严重受损，直接影响了年迈父母的生活保障。保险公司却以“陈某父母不属于法定被扶养人”为由拒赔相关费用。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保险公司赔偿陈某包含15万余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在内的各项损失共计60万余元。

案情回顾：

陈某在上海某外贸公司工作，日收入约420元，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陈某的父母居住在上海乡下，均已年满60周岁，没有退休金和其他固定经济收入来源，偶尔会种植一些蔬菜瓜果，但生活所需主要依靠陈某扶养。

2025年2月18日清晨，陈某搭乘顾某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出行，在文化路与人民路交叉口右转时，与胡某驾驶的重型半挂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损坏、陈某全身多处损伤，后陈某被紧急送至医院抢救。交警部门认定在此事故中顾某负主要责任，胡某负次要责任，陈某无责任。

2025年10月31日，陈某申请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书载明：陈某因交通事故致全身多发性损伤，创伤性脾破裂，行脾切除术后构成八级伤残；其气管切开导致气管狭窄，行气管节段切除+气管重建术后构成九级伤残；双侧多发肋骨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建议误工期164日，护理期限120日、营养期限120日。

因就赔偿事宜未能协商一致，陈某将胡某及胡某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合计150万余元，其中残疾赔偿金110万余元（包含陈某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其经常居住地上海的标准计算为46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陈某父母不属于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收入的被扶养人，故该部分不予认可，对于其他损失予以认可。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本案中，陈某因交通事故致残，劳动能力势必受到影响，其定残时父母均已超过60周岁，不享有退休待遇，亦无其他生活来源，属于陈某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故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请，予以支持。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陈某损失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19.8万元）全额赔偿，超出部分根据胡某的过错比例，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共计赔偿60万余元（其中陈某父母被扶养人生活费折算为15万余元）。

一审判决作出后，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

司法实践中，认定需要扶养的成年近亲属时，应同时满足“丧失劳动能力”和“无其他生活来源”两个条件。丧失劳动能力一般指已达法定退休年龄或经鉴定丧失劳动能力；无其他生活来源一般指被扶养人本人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财产符合当地特困人员状况，但低保金、基础养老金、高龄补贴等社会保障和救济通常不认定为其他生活来源。

本案中，陈某父母已达法定退休年龄，虽偶尔种植蔬菜但不享受退休待遇且无其他收入来源，依法应当支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

来源：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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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离婚律师】男子离婚时要求补偿多年来抚养继子的费用法院：这属法定义务，不予支持

Thu, 24 Sep 2026 16:07:50 +0800

继父母在婚姻期间抚养继子女的费用，离婚时能否向生父母主张补偿？近日，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纠纷案，对于当事人要求对方补偿其为抚养继子支出的抚养费用的主张，法院未予支持。

案情回顾：

原告杨某（女）与被告李某（男）均系再婚。双方于2010年相识，2012年3月20日登记结婚，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杨某婚前与前夫育有一子，由杨某直接抚养。婚后，杨某将其儿子的户籍迁至李某名下，并为其改姓随李某。杨某的儿子自此随杨某、李某共同生活，直至成年。

再婚初期，双方感情尚可，后因家庭琐事、经济负担及子女相处等问题矛盾频发，感情逐渐破裂。2025年4月1日，杨某向涟源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判决驳回其离婚请求。判决生效后，双方关系未见改善，且持续分居。

2026年6月1日，杨某再次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解除与李某的婚姻关系。庭审中，李某表示同意离婚，但主张其在再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长期抚养继子，要求杨某补偿其为此支出的抚养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系第二次起诉离婚，且双方在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后仍长期分居，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依法应准予离婚。关于李某要求补偿抚养继子费用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本案中，被告李某与继子长期共同生活，全程承担抚养、教育义务，双方构成法律拟制血亲。婚姻存续期间，抚养未成年继子女是继父母的法定义务，而非自愿赠与或有偿付出。因此，被告李某因履行法定抚养义务所支出的费用，无权在离婚时要求原告杨某予以补偿，故对被告该项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官说法：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的相关规定，一旦形成事实上的抚养教育关系，继父母即与继子女成立法律上的拟制血亲，承担与亲生父母同等的抚养义务。该义务不以血缘关系为前提，亦不因继父母主观意愿而免除。法律对继父母的付出另有保障路径，不应混淆。继父母履行抚养义务后，符合法定条件时可要求继子女在成年后履行赡养义务，该权利不因婚姻解除而消灭。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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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离婚律师】二婚老人将80%房产份额转让老伴法院认定过户无效，判四子女补偿继母40万元

Thu, 24 Sep 2026 16:06:47 +0800

2008年，八旬老人倪英（化名）与丧偶的吴兰（化名）走到一起。婚前，吴兰许下口头承诺：仅居住、不争夺房屋产权。子女们点头应允了婚事。此后15年，吴兰照料倪英起居。倪英后来患上阿尔茨海默症，房子的80%权属也被悄悄过户给了吴兰。老人去世后，四名子女与继母对簿公堂。日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定过户行为无效，同时判决子女向吴兰支付40万元补偿。

口头承诺“不争房产”

倪英年过八旬，早年与原配妻子共同购置了位于浦东的一套老公房，二人育有四名子女。原配病逝后，倪英经人介绍与丧偶的吴兰再婚。

婚前，子女担忧日后为房产产生纠纷。据案件材料显示，吴兰口头承诺仅居住、不争夺房屋产权，子女们才表示同意二人婚事。婚后二人相处和睦，吴兰日常照料倪英起居。

自2020年起，倪英频繁出现迷路、前言不搭后语、记忆混乱等异常状况。2022年9月，倪英与吴兰前往不动产交易中心，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约定吴兰占有80%份额，倪英仅保留20%。

2023年，倪英突发重病，彻底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子女翻看房产证时发现产权已大幅变更。

监护权之争

双方先因监护权问题对簿公堂。按照法律规定，配偶本是成年人的第一顺序监护人。但倪英长子倪峰（化名）向浦东新区法院提交申请，请求宣告父亲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请求法院指定其担任监护人。理由是吴兰存在擅自转移老人大额房产、侵害财产权益的行为。

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倪英精神状态开展司法鉴定。鉴定结论显示，倪英确诊阿尔茨海默症，已完全丧失辨认、判断能力，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综合双方身体、经济、照护条件，法院认为，吴兰年近八十，刚完成心脏搭桥手术，体力不足以长期照料失能老人，倪峰经济条件稳定，可提供专业护理机构长期照护。法院宣告倪英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倪峰为其监护人。

认定过户行为无效

倪英去世后，四名子女共同起诉吴兰，请求法院确认2022年房屋80%产权过户行为无效，并要求按法定继承重新分割房产。

案件的关键争议点在于：办理过户时，倪英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承办法官核查病历材料，结合司法鉴定结论作出判定：普通门诊记录标注的“神志清”仅代表老人表面意识清醒，无法证明其具备完整财产处分判断能力。阿尔茨海默症存在渐进加重特征，2023年确诊重度智能减退，可推知2022年9月办理过户时，倪英已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此外，房屋是倪英与第一任妻子婚内共同购置，属夫妻共同财产。原配去世后，一半产权份额已发生继承，房屋并非倪英个人独有。倪英未经全部继承人同意，无偿将八成份额转让给吴兰，属于无权处分。吴兰与倪英长期共同生活，清楚房屋来源、子女继承权利，不满足善意取得法定条件。

产权过户行为被认定无效后，法院重新核算房产份额。

原配妻子享有的1/2产权由倪英与四名子女均分，倪英最终持有房屋60%产权。因倪英生前未订立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其名下60%房产份额本应由四名子女、再婚妻子吴兰五人平分。

法院同时援引民法典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继承人，可适当多分遗产。综合考量吴兰与倪英共同生活15年，在老人生活无法自理阶段长期贴身照料，且自身年老体弱等情况，作出一审判决：房屋归四名子女共有，每人享有1/4产权；四名子女每人向吴兰支付10万元房屋折价款，吴兰合计获得40万元补偿。

来源：上海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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